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進 2008年年初，在廣西老家辦完一場轟轟烈烈的婚禮后，楊萍和丈夫跨上摩托車，一腳蹬燃，駛向千里外的廣州，開啟新一年的打工生涯。
此后，每逢歲末年尾，楊萍兩口子就騎著摩托車，從廣東返回家鄉，又在新春開年，從家鄉去往廣東，一趟趟行程中，楊萍如螞蟻搬家般，將大城市的繁華一點點地挪至千里外的小家。“近一千公里、耗時三天兩晚的國道路程，即使挨餓受凍也從來沒抱怨過。那時的人好像都感覺不到疲倦和風險。”楊萍說。
2014年底，貴廣(貴陽至廣州)、南廣(南寧至廣州)高鐵開通后，楊萍才告別了這場一年兩次，耗時“三天兩夜”的千里“奔襲”。楊萍退出春運“奔襲”的那年，正逢“摩托車大軍”達到頂峰。2012年春運，春運“摩托車大軍”開始興起，總數超過30萬人。2014年春運“摩托車大軍”達到鼎盛，一度逼近60萬人。那時，“摩托車大軍”開始成為春運的標志性事件。
此后十余年，隨著個人收入的增長以及交通路網的完善，“摩托車大軍”現象逐漸式微。以廣西梧州交通部門2022年發布的數據為例，2014年春運“摩托大軍”車輛最多時有25萬輛，2019年下降到5萬輛，到2021年春運只有5000輛。
2024年1月26日，春運大幕正式拉開，數億國人將開啟人類規模最大的周期性遷徙。在各式交通工具的律動聲中，一項牽動人心的變化是：春運“摩托車大軍”盛況不再，但“摩托車騎手們”的故事仍在繼續。
十三年前的“春運主角”
1996年，16歲的汪正年瞞著父母親跟隨老鄉從貴州銅仁前往廣東肇慶，開始了長達二十余年的外出務工生活。他說：“那時真的太窮了，家庭條件實在支撐不起自己繼續讀書。在老家工地上做建筑工，也只有8元—10元/天，而在廣東能達到18元/天，所以就跟著老鄉跑了出來。”
從老家出發，他先走了一個半小時的泥濘山路，緊接著乘坐一個小時的大巴車抵達市區火車站，最后再坐上火車，經過一天一夜地奔波后抵達廣東。上火車時，由于個子小，他只能勉強從火車窗戶翻進車廂，凌晨時困意襲來，就躺在硬座底下或者過道上瞇一會兒。
因為交通不便利，隨后十幾年，他基本每年才能回一次家。搶不到票，就在工棚里和老鄉度過春節。但老家父母親的期盼和熱騰騰的家鄉菜永遠是他回鄉過年的最大動力，每年春節父母都會等著汪正年回家后，再殺年豬、備年貨。
2009年，汪正年花費3000余元購置摩托車后，情況才有所改善。當時，“綠皮車”一票難求，而直達老家的班車票價最低是300元，和妻子往返一趟幾乎要花去一月工資。相較而言，騎摩托車成為了性價比最高的回家方式。
騎摩托車回家當然更有風險，但相比于工地生活，這點勞累和風險顯得微不足道。2010年前后，他所在的建筑工地高樓墻外的腳手架基本由木頭和竹子構成，沒有安全頭盔和安全帶，工人就直接站在腳手架上施工。這樣工作一個月，月收入是2000余元。
工地宿舍是由石灰板加石棉瓦臨時搭建起來的板房，這樣的大開間往往要容納十幾位工友，所謂的床鋪只是由幾塊磚頭搭上捆綁起來的木板。
他說：“那時經常需要趕工期，工友摔傷的事情經常發生。但為了掙錢，就不會考慮那么多，可以說是什么苦日子都經歷過。”
在機緣巧合下，2011年騎摩托車回鄉的汪正年不僅成為了紀錄片《1350KM》（主題為記錄摩托車大軍返鄉）的主角，還成為了2013年央視春節主題系列公益廣告《遲來的新衣》的主角。
汪正年的微信頭像依舊是2011年春運紀錄片中的畫面截圖，但工作與生活早已發生變化。汪正年最直觀的感受是，近兩年在廣東建筑工地里，耗費巨大人力的水泥砂漿攪拌等工作已經由機械化替代；工人通過人臉識別進入工地后，必須戴頭盔、反光衣等。“工地上也都能提供環境更好的活動板房甚至‘夫妻房’。回家的車票也不貴，有時還能直接搭工友的‘順風車’。”
不僅如此，家鄉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通往縣城的泥濘山路變成了直達村口的公路，村里約一半家庭都購買了小轎車，幾乎家家戶戶也都蓋起了樓房。
談及新年愿望，汪正年說希望能更“行運”（走運）一點。過去十年，厄運一次又一次地捶打著這個小個子男人。2012—2019年，因為大女兒重病，他和妻子只能留在老家邊工作邊給孩子看病，期間汪正年的母親也因為癌癥陸續治療了一年多。2023年下半年，小兒子因病動了一場手術。
和十幾年前騎摩托車返鄉時的心態一樣，談及這些經歷，他的語調依舊樂觀。“因為陸續給家人治病還欠著外債，加上明年需要給孩子預留學費，日子肯定要過得緊巴一點。雖然不能像村里人一樣殺年豬過大年，但只要‘大年三十’一家人在一起，最簡單的飯菜就是最幸福的一頓年夜飯。”
女騎手
從記事起，楊萍就跟著爺爺長大，父母在外打工幾年才回來一次。15歲那年，她也輟學跟隨父母的步伐，從廣西崇左來到深圳的流水線工廠，她笑著說：“在我們那個年代，一旦不繼續讀書，歸宿就只有去廣東打工。”
作為勞務輸出大省，廣西每年有近700萬務工人員前往廣東、四川、浙江等地區務工經商，廣西籍務工人員也構成了十年前“摩托車大軍”的主力。
廣西一位長期服務于外出務工人員的政府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一直以來，絕大多數廣西農民工都把廣東作為就業首選地。在廣西的制造業工廠，普工平均薪資要比廣東低30%—50%。如果選擇回流至廣西，養家糊口壓力更大。
在2000年初期，楊萍在工廠里遇到了同為廣西人的丈夫。2008年，在老家轟轟烈烈舉辦了一場婚禮后，兩人騎著新買的摩托車返回廣東務工，從此成為春運“摩托大軍”中的一員。
每年一進入臘月，就是楊萍一年外出務工中最幸福的日子。她幾乎每天都會和丈夫盤算著一年工作攢了多少錢、何時騎車能夠回家過年，新年給家里置辦什么電器等。她說，那時過年回家帶上一臺冰箱，都會讓鄰里羨慕、議論很久。
她還記得，在剛離開深圳那段路，擠滿了掛著桂、湘等地牌照的摩托車，就像老家春節趕集一樣，同鄉人一路相互照應著。當冷的不行時，他們就停下來在路邊撿柴、生火和取暖。
楊萍和丈夫的騎車返鄉一直持續到2015年，這既是因為回南寧的車票不再一票難求，也是因為需要將兩個孩子從老家帶到深圳讀書，騎摩托車不安全。
2014年底，貴廣(貴陽至廣州)、南廣(南寧至廣州)高鐵開通，車票占月工資的比例快速下降。根據廣東省交通部門2022年發布的數據，騎摩托車經廣東肇慶過境往返廣西、貴州等地的“摩托大軍”，自2013年春運期間達到峰值約110萬輛次后，呈逐年明顯下降趨勢。
2019年，丈夫意外去世，楊萍獨自撐起了整個家庭。春節期間，拖家帶口回老家變成了她一個人的任務。她說，自己吃過不上學的苦，所以不管付出多大代價也要讓孩子在深圳繼續讀下去。“聽說老家畢業的大學生都找到了不錯的工作，即使上大專學一門技術，也比我們這一輩強。”
上述政府人士發現，廣西的新生代農民工至少都有職業教育的背景，會1—2門手藝，因此在就業時擁有更多的主動權，也更傾向進入科技型企業。
雖然老家生活成本低，但工作崗位少、工資低，餐館服務員工資不到3000元/月，屯里一百多戶人家，外出打工的有五百多人（包括孩子）。在深圳務工一年，一家人的收入在扣除孩子學費、房租費和生活費后，也能勉強存點錢。“現在的生活條件比十幾年前好了很多，所以我還是挺知足。”
1月31日，歷經10個小時，輾轉深圳、南寧、崇左后，帶著兩個小孩，拖著兩個大行李箱的楊萍最終抵達崇左市天等縣老家。回到家當天，她就在朋友圈發布了一條兩個孩子在家里嬉鬧的視頻，然后配上一句：回家的感覺真好。
告老還鄉
從“綠皮火車”、摩托車再到高鐵、自駕，熊貴平見證了湖南吉首市至廣州兩地十余年春運交通工具的變遷。
2009年，在大兒子上初中后，家庭經濟的壓力逼著38歲的熊貴平和妻子選擇外出務工。他說，當時家里的木房子搖搖欲墜，風一吹“嘎吱嘎吱”響，但靠種西瓜、辣椒等實在沒辦法掙到錢蓋新房子。“過年時，經常面臨給兩個孩子買一套新衣服都囊中羞澀，所以只能狠心丟下孩子讓爺爺奶奶帶。”
那時他能選擇的交通工具只有耗時“一天一夜”的“綠皮火車”或大巴車，而兩者的旅途都很“受罪”——在“綠皮火車”上，如果想去上廁所或打個熱水，都得提前十分鐘出發擠過站滿過道的人群，一來一回一身汗；坐大巴車抵達終點后，小腿都會腫一圈，期間為了省錢也只吃饅頭。
因為只有小學文憑，并且此前一直在家務農，熊貴平只能選擇當建筑工人。雖然辛苦，但建筑工人的收入要高于農民工的平均水平，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9年，外出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其中從事建筑業農民工月均收入為1625元，而十三年后的2022年，這兩項數字分別增長至4615元和5358元。
當年年底，熊貴平就給自己和在老家帶孩子的父親各自買了一部手機，這也成為了此后三年他和孩子聯系的唯一方式；次年年底，他就和同在外打工的老鄉一起買了摩托車，開始成為“摩托車大軍”的一員。
熊貴平說，當時把一層棉布裹在腿上就是防寒工具，如果下雨就再套一層塑料袋。一路上騎摩托車的基本都是夫妻檔，一趟下來必定生凍瘡。“雖然辛苦，但是生活很有奔頭，年夜飯葷菜數量越來越多。在家務農時，只有過年才能吃得上一頓豬蹄、雞肉。外出務工幾年后，返回廣東時都已經能隨身帶好幾塊臘肉。”
2013年，從高中輟學后，大兒子也被熊貴平帶往廣東打工，直到2021年年底。當年年底，因為所在工廠效益不好，50歲的熊貴平被裁員。考慮到不好找工作且工作性價比不高，他和妻子最終選擇坐高鐵回家，留下兒子兒媳繼續在外工作。至此，他和妻子從農民工變成了等待子女返鄉的留守老人。
熊貴平十二年的打工生涯換回了農村的一棟三層樓房以及大兒子結婚所需的各項支出。
回鄉后，熊貴平和妻子繼續工作。熊貴平跟著村里的建筑隊干零活，妻子則在餐廳做朝九晚九的打雜工，兩人一個月下來也能掙5000余元。
對于選擇繼續工作的原因，他在數次提及“都是為了下一代”，并且列了好幾位六十多歲仍在工地工作的同村人。他說：“大兒子還沒買房，小兒子還沒結婚，這些都是我們的責任。夫妻兩人肯定得工作到沒人要自己為止。我們多掙一分，孩子就少一分辛苦”。《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本地農民工平均年齡46.8歲，其中50歲以上所占比重為41.0%，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7.4歲。
今年6月，正在上大專的二兒子即將畢業，二兒子也是整個家族中學歷最高的一位，熊貴平對二兒子的未來充滿期待。外出務工十二年，熊貴平沒能留在城市定居，但如果兒子有能力在大城市定居，“我們也會全力支持他們”。
